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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叶麦穗

　　首部针对董事会秘书（下称“董秘”）的专项监管规则落地了。

　　4月24日晚间，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以下简称《董秘监管规则》），这标志着董秘履职监管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该规则将于2026年5月24日正式施行，同时设置至2027年12月31日的过渡期，为上市公司合规调整预留充足缓冲空间。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42家A股上市银行中，约20家银行的董秘未有高管兼职，属于“纯纯”的董秘， 其余近一半的上市银行中，董秘皆身兼多职，有些甚至“三栖”。

　　农商行“兼职”情况最少

　　作为连接上市公司、监管机构与投资者的核心纽带，董秘的履职质量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与市场公信力。

　　此次《董秘监管规则》的出台，聚焦董秘履职独立性不足、职责边界模糊等行业痛点，其中第二十六条关于董秘兼职限制的条款，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被业内普遍解读为为董秘“松绑减负”，推动其回归监督与沟通主业。

　　新规明确要求，董秘不得兼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职务；若确需兼任其他职务，必须清晰划分不同职务的职责边界，确保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独立履行董秘核心职责。

　　这一刚性约束，直接指向当前A股市场中普遍存在的董秘兼职乱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A股市场中，由董秘兼任财务负责人的上市公司接近900家，兼任总经理的有70余家，另有部分董秘同时兼任副总经理等职务。综合来看，将有上千家上市公司面临董秘任职合规整改压力。

　　针对此次整改，证监会明确表态，过渡期内，上市公司董秘任职、兼职等事项与《董秘监管规则》不一致的，需逐步调整至符合规定，确保新规平稳落地，兼顾监管刚性与行业实操性。“过渡期的设置，既体现了监管层规范市场的决心，也考虑到上市公司调整的实际难度，避免引发短期人事震荡。”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在各类上市公司中，上市银行受此次新规冲击最为明显。相较于普通工商企业，商业银行业务逻辑复杂、资产负债规模庞大，关联交易与风险敞口披露对从业者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洞察力要求极高。长期以来，“高管兼任董秘”是银行业的常态，其中“副行长兼董秘”更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配置模式。

　　梳理42家A股上市银行现状发现，目前副行长兼任董秘的银行有15家，占比接近三分之一。

　　对比来看，此次不同类型银行受冲击程度差异显著：国有六大行中，仅农业银行、交通银行设有专职董秘岗位。其余四家则各有其他岗位，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的董秘分别由副行长纪志宏、刘承钢、杜春野兼任，工商银行董秘则由高级业务总监田枫林担任。

　　股份制银行的董秘兼职现象更为突出。在9家股份制银行中，5家由副行长兼任董秘，仅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设有专职董秘，分别是夏维淳、张青、周强。

　　其中，招商银行彭家文、华夏银行杨伟更是身兼“副行长+董秘+财务负责人”三重职务，不符合新规中董秘不得兼任财务负责人、分管经营业务副经理的要求，或成为此次整改的重点对象；光大银行由首席业务总监张旭阳兼任董秘，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则均由副行长兼任董秘，也均需在过渡期内完成调整。

　　相较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董秘“一人分饰多角”的情况相对较少。17家A股上市城商行中，仅有6家由副行长兼任董秘，杭州银行由业务总监王晓莉出任董秘，长沙银行由首席风险官彭敬恩担任董秘，兼任比例未超半数；10家A股上市农商行中，仅1家由副行